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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作派曾让我尴尬

1982年的秋天，我从乡下一个叫小南沟的地方回到城里。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由“伤痕文学”引发的文学热在迅速扩散中还在不断升温，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少有的现象。

社会转型初期，在多元化职业选择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搞文学创作在当时成了提升或改变普通人命运的一大机遇。吾乡当时有5位农村青年，因为在本地区和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了几篇作品，便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更让人动心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前一后发表在当时知名度很高的文学期刊上。这两个从黄河沿岸的延川县走出来的作家给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这样一个启示：他们凭借了手中的一枝笔，完成了对主流社会孜孜不倦地狙击，并成功地跻身于其间。

我揣着一叠诗稿，开始向文学这座独木桥上走去。我当时有一个最现实的想法，就是将这些涂抹出来的、押了韵脚的分行语言先变成铅字。我首先想到的是诗人谷溪。他当时主持着一个文学期刊，而且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将自己的习作拿出来让自己心仪的一位作家或诗人来审读，有点像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做体检，让人感到有些难为情。有一天，我鼓着勇气敲开了谷溪在市场沟的家门。进门落座，先是客套、寒喧，磨蹭了半天才进入主题。谷溪看了我的诗稿，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将新出刊的一本《诗刊》送给了我，说上面有公刘的一首诗，让我好好读一读。我俩拉话拉得正上劲的时候，掩着的两扇门被人推开了，门帘掀起时，走进来一个面色黝黑的敦实壮汉。来人中等个头，背着一只宽大的旅行包，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瓦尔特”式的粗布猎装，猛一看，像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伙夫。谷溪赶忙起身，从来人的肩上卸下旅行包，并将他让在自己刚坐过的一只简易沙发上。接下来，两人的几句类似接头暗语的对话，于简洁中充满了一种乡情和温馨。谷溪似乎意识到光顾了照呼客人，将我撂在了一边，便有点歉疚地说：噢，忘给介绍了。葆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路遥。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作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呆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之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人生》给路遥带来了很大的声誉。这部按中篇小说来发表，实际在篇幅上已达到一个小长篇的小说自从在《收获》上刊登之后，很快就出了单行本，并由大导演吴天明执导拍成了电影。一时间，在吾乡酿成一种开谈若不话《人生》，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气。许多有过个人奋斗经历的人都好像从高加林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框架还稳如磐石的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这部小说所演绎的青春与激情的悲剧曾赚取了许多人的眼泪和长叹。的确，将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成传统的“痴心女子负心郎”似乎有些太浅。路遥是站在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已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起人的价值观的膻变。尤其是《人生》电影放映之后，西部荒凉的景致和委婉苍凉的陕北民歌给都市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视听感觉。由这部小说所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也在迅速出现，就连偏远乡镇的小酒馆里，也时不时地会有“巧珍巧”的猜拳声在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