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中亚矿业发展大会7月18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二

爱情描写的失败，人物塑造的随意拔高。路遥在小说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竟然那么执着地爱上了农民工（后来是煤矿工人）孙少平，而且至死不渝；农家女儿孙兰香（孙少平的妹妹）竟然和省委副书记的儿子相恋。路遥真是太善良了，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这样描写：“五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一见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并很快地认可了这个儿媳妇。我们这里且不论作家对农村人的内心无意识的歧视：“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单说这有没有可能，一个在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年的姑娘，到城市上了两年大学，就“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有没有可能？作家为了笔下的人物，真是无所不能。克林顿甚至做了美国总统，仍然没有脱掉牛崽习气，他所喜欢的还是莱温斯基，不像大家族出身的肯尼迪那样的喜欢的总是上流女人。儿时养成的习性、气质、禀赋真就那么容易改变吗？我们现在虽然不讲阶级，但阶级是存在的，当然，这里我用的“阶级”是它的本义，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你死我活的那种“阶级”，这里的“阶级”更像“阶层”的意义。爱情虽然是普遍的人性，但相互发生爱情还是有其阶级性的。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更不能容忍的是路遥过高地拔高孙少平的文化习性、审美趣味，说他煤矿挖煤之余，非常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尤其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感觉自己常常能直接走进这音乐造成的境界之中。那旋律有一种美丽的忧伤情绪，仿佛就是他自己伫立和漫步在田园中久久沉思的心境。”一个从小在农村听着秦腔和信天游长大，没有接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挖煤工，真能如此准确地欣赏贝多芬吗？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的作家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了他笔下的人物。到后面，就更离奇了，当孙少安听信胡永合的说劝，准备去省城投资拍摄《三国演义》，路过煤矿去看弟弟。弟弟孙少平有一段精彩的发言：“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并表示，我绝对不会接受父母的馈赠。我们总是怀疑，一个1980年代初的农村青年，真有如此觉悟吗？而且，他的父母有什么遗产让他继承呢？另外，外国也不是干脆不接受父母的遗产，他们还是接受的。我们又怀疑，这是不是路遥又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了可怜的孙少平？

路遥太热爱自己笔下的孙少平了，他不但让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热恋他，当田晓霞在洪水中牺牲了，他又让大学生，在心理年龄上和孙少平“犹如隔辈”的漂亮的金秀，去爱上已经在矿下因为救人被毁容的孙少平。当我们读到金秀的那封信：“哥，我爱你……”真不知说什么好了。不过，当小说结尾，作家把孙少平送到惠英身旁，一个他死去的师傅的妻子身旁，我们总算长出一口气，路遥还是知道孙少平应该到哪儿去。这种感情外化、外溢，叙事人强加的叙事是路遥此部小说的又一大败笔。原因吗？或许一他太热爱孙少平了；二他的笔荡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因此，胡编就是唯一出路。你看他写孙少安和贺秀莲，田润生和郝红梅、孙兰花和王满银、田润叶和李向前、武惠良和杜丽丽等的爱情都非常成功，很感人，原因还是因为这是路遥熟悉的生活，他根本不需要去编，生活就在他心里，生活在往外流。啊，生活，它虽然美好，但也残酷，并不是如路遥想象的那般容易，阶层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甚至是咫尺天涯。这样美丽的错误，我们看在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就不会出现，他们那里有贵族对下层女性的玩弄、忏悔，但没有那种清纯的疯狂的爱情，当然，更多的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层反思。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天才固然表现得很“怪诞”，但是它的“作品”仍很“自然”的。人们之所以感到它“怪诞”，因为有时它不符合“日常的经验”，它原本不是“经验知识”中的事，它是“自由”“创造”的产物。它那“怪诞”的“作品”，却体现了“巧夺天工”的大手笔，比起我们当前眼下的“自然”更加“自然”。叶秀山说：“即使是‘荒诞派戏剧’，比起我们日常生活，也更加‘真实’，而毕加索的绘画，即使眼睛长到了胳膊上，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岂是面前的漂亮姑娘所能比拟？”①

康德认为艺术家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经验的世界相比，他们就是“另一个”“世界”。那些世界名著，比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都是这样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其相比，就很逊色了。它没有成功地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它和现实纠缠得太密切了，而且，这种虚假写作，也解构了“另一个”“世界”的建造。比如，上面所说的官员写作的失败，主人公描写的“圣化”叙事，都是非常明显的缺乏写作力量和想象力的原因所致。我们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所谓的“经典”，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行任意胡编、随意拔高之实。受柳青影响的路遥也未能免俗，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作家个人的悲哀。

三

二元对立的回归乡土抒情写作，既是优点也是很大的不足。我们如果把《平凡的世界》与路遥的早期中篇小说《人生》作以比较阅读，会发现前者是对后者的扩写或放大，在这个稀释的过程中，优点并没有变化，那种对乡土的深厚感情，那种对乡人金子般的心，仍然保存着，但其缺点也得到了放大，加倍地放大，这在上面已经做了全面论述。我们可以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字数上远远超越了《人生》，可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反而有所降低，负面的东西超越了正面的价值，这里面路遥个人匮乏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生》在结构上虽然遵循乡村——城市——乡村（失败）的模式，其创作构思明显受到了《红与黑》等名著的影响，语言及叙述修辞也显罗嗦、迟缓，但作为一部写于1981年的小说，20多年了，读来仍然让人感动，我们不能不佩服路遥的早期创作能力。他的小说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永远选择乡村，并把乡村作为美好的乐园，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城市闯荡之后，最后都重归乡村，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薛峰，尤其在后者里，作者把城市写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所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小说。路遥的小说中都有一个理想人物，《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更是这样，然后有一个复杂人物进行陪衬，最后在理想人物的感动下，也复归乡村/人性。这种写作模式的一大优点是非常抒情化，很感人，而且对底层读者带来的阅读冲击当是非常之大，但可惜的是付出的却是艺术的代价，这种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理想化的做法，这种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大多数学者把路遥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其实他的性格和作品中浪漫主义的东西也是非常浓厚的），无法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启迪，就艺术来说，在小说艺术方面的探索也远远没有展开。《人生》之后的路遥没有在提高叙事艺术上下工夫，没有在怎样超越自己上去努力，而忙于去创作传世杰作，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凡的世界》的重复自己，及其文化心理的大缺失的全面暴露，不论在思想内容、主题构思，还是在小说修辞、文体、叙事等方面都没有多少独创性的进展。这是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路遥的不幸，也是我们当代许多作家的共性，所谓先天不足，而又小富即安、成功心切的集中体现，缺乏那种一个大作家应该具备的人类情怀、宇宙视野、终极关怀、理论素质。

四

李建军说，“从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还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显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是不是也单调一些呢？”②我觉得都说得非常有道理。批判意识的缺乏，恐怕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通病。③这一方面是时代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作家本身的素养问题。他们的先天缺钙使他们无力承担历史的重任，无法创造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不要说和世界上的文学大师相比，就是和1930年代的鲁迅他们相比，个人素养也是严重不足。希腊有句成语，闲暇出智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说：“关于数学的技艺，首先在埃及出现，因为那里的僧侣享有闲暇。”闲暇保障了人的“自由”，人们才能思考，不被功利的东西所制约。叶秀山说，真正的“意志”不是“匮缺”，而是“充溢”，这才是叔本华（以及尼采）所谓的“意志”。“充溢”的意志，其行动纯粹出自“意志”之“主动性”，是希腊哲人说的“流射”，黑格尔说的“外化”，是“精神—意志”“向外”之“开显”。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那种精神先天不足的作家，当然无法做到。我们看世界著名作家大多出身贵族，或大家族，小门小户的作家，往往很难有大精神，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透着一股穷酸气，一种落魄文人的幻想，而《红楼梦》就是截然不同了。正是这种精神意志的“匮缺”，导致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另一个致命伤：没有思想。小说流于现象描写，缺乏深度书写，一种人性的人生的大境界。其实，这一点陕西作家普遍存在，何启治就说：“陈忠实的文化底子还是比较差的，（《白鹿原》）原稿中错别字很多。”④严格地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的症结，没有几个作家可以例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艺术）天才为艺术立则”，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作家，大师级的创造性作家！

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认为，悲剧有三种，一是“蛇蝎之人物”挑拨离间造成；二是“盲目之命运”所造成。他说《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此论最为老到，《奥德赛》那样的悲剧并不是很多，而《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太多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很多作家功力不够，表现不出来而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写出了一部分悲剧，如孙少平当民工所受的苦难，确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但很不够。路遥的写作正像前面所说的，带有理想的色彩，对人生人世抱有巨大的希望，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大都结局很好，虽有苦难都能得到补偿。就如李向前婚姻很不幸福，但当他成为残疾人之后，田润叶却来到了他身旁，幸福美满，感情突然融洽得不得了。这种作家的不忍或浪漫写法，我个人认为把生活虚构化了，没有撕破写，其感染力、艺术表现力都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是不能不为路遥而感到遗憾。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指出：“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副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⑤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已经属于后者的写作了，但乌托邦的理想写作，使得“对于运命的挣扎”的描写，出现了肤浅的迹象，没有做到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也是不得不指出的。周海波说：“20世纪中国作家却只能构造乌托邦式的民间乐园，以充满诗性的叙事和现代意识的批判方式，演绎出一部乡土文学史。”⑥并认为，“鲁迅之后的中国作家，能够立足乡土民间，以民间认知理性把握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路遥出身农村，家庭比较贫穷，高中毕业后，又在农村当小学老师4年，非常熟悉农村，熟悉农民，了解他们的痛苦和精神世界。但正因为如此，他在创作上很难超越农民的意识，超越农村生活的局限。⑦我们看鲁迅先生也写乡土，但他能超越，超越对象本身，在叙事中发掘出国民生命生存的哲学命题。

另外，《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半部分略显仓促，在很短的篇幅内三言两语交代人物的结局，显得笔力苍白，没有力量，可能与作家当时的体力不支有关，也与作家的内在素养有关，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